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

年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继续搜集史料。上午9点到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决定14日启程往河南。”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记中记下这天的活动，也终于定下了前往河南的日期。

此番前往河南考察，这位71岁的老人要进行的是一项听起来颇不可思议的任务——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遗址，即“夏墟”。日后就此事所写的报告中，他开宗明义写出缘起：“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舜、禹接连禅让，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直到为商人所灭。这是中国古史的标准叙述，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史书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

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

今年已经80岁的苏恺之仍然记得年自己第一次见到徐旭生时的印象，那时他才4岁。“母亲带着我去昆明找父亲，刚住下，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带我们观光，他慈爱地让我躺在山坡上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休息。”这是从小在北平长大的苏恺之第一次躺在户外睡着，也是第一次见到蓄着长须的老者，这个奇特的场景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后来，苏恺之慢慢长大，而“徐老伯”总是同样的形象，留着长长的胡须，穿长袍马褂，说起话来常是四个字四个字的，他也始终是父亲苏秉琦最敬重的人。

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代的徐旭生，是位传统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建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与夏鼐、陈梦家等人同为创所之初的数位研究员之一。年他去寻找“夏墟”的行动，对这两个身份而言都不寻常——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在书斋里度过一生，不会通过野外考察去解决历史问题；现代考古学虽强调田野工作，但重大考古发现多出自偶然，按照古书中的线索制定路线图，有计划地寻找一个“失落”了数千年的王朝并有所获，绝少先例。他能如愿以偿吗？

年4月15日，徐旭生由北京抵达郑州，休整一日后即乘火车到洛阳，正式开始考察。洛阳东部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是他和助手调查的重点。每到一处，他们自带铺盖，借宿于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空房，白天外出考察，晚间则查阅地方志及史料。“大跃进”的危机已显现，农村粮食困难，红薯面窝头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考察期间，地方政府不时邀请徐旭生应酬或观剧、观电影，但他多推辞，或派年轻助手前往，不过为当地学校做了数次关于夏文化的讲座。每天考察结束，徐旭生都会在日记中记下所获。、、年的日记在同一个本上，这三年正是夏墟调查前后最关键的时期。今日查阅，纸张已经泛黄，也有些许浸水，但字迹尚可辨认。这部分日记从未公开出版，幸得保存至今，并由徐旭生之子徐桂伦向本刊提供。

徐旭生全家福，左一为女儿王忱，右一为儿子徐桂伦

通读这几年的日记，凡在北京期间，徐旭生甚少抒发感想，无论是考古学界或社会中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只是寥寥记上一笔：“下午到复兴门外公安学院礼堂听周总理及彭真同志庐山会议报告录音”（.9.2），“往参观定陵的地下宫殿”（.9.22），不加评论。而在河南考察期间，日记则颇为详尽，对沿途遇到的风物、各色人等多有记叙，因发现文物时而失望时而惊喜的心情也原样照录，偶尔还抒发一二句感慨。这或许说明此次考察徐旭生期盼已久，心情也相对愉悦。

循着古代记载寻找未曾显现的文明，很像探险故事，但徐旭生和助手们实际的调查过程要平淡得多。电影里西方探险家们在中美洲的层层密林中深入，拨云见日间一座数千年未有人迹的玛雅金字塔赫然耸立于眼前的类似场景，绝不可能发生。洛阳一带人口稠密，地形也以平原为主，不会存有他人尚未发现的地面上的古代遗存，更何况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建筑在未经修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长期保存。徐旭生5月10日在禹县调查时，也曾前往一座传说是“禹王锁蛟”的石塔参观，不过没有严肃对待，只当作工作以外的休闲调剂而已，“此物不问即知其非甚古，但似有艺术上的价值，所以我们也想看一看”。“夏迹”的显现，不可能容易至此。

徐旭生所做的，更像破案。他要发现的遗迹，深埋在地下。夏人数千年前生活过又遗弃了的城市，如果就在附近的话，会被侵蚀、沉积等自然作用埋入地下，形成包含有当时物质遗存的地层（strata）。地面上可见的蛛丝马迹，提示了这“看不见”的遗迹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各种原因浮出地表的古代陶器碎片。古人的诸遗物中，服饰等无法保存，青铜器、玉器数量太少，不腐、易得而又能提示年代信息的陶器，是考古学家最倚重的“指南针”。“陶片”，也就成了徐旭生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5月中旬，考察一月有余，徐旭生已颇有所得。通过地面踏查、向当地文物部门和老乡征询陶片等物的出土情况并进行试掘，他们已经圈定了10余个可能与夏人活动有关的遗址地点。返回洛阳途中，他们决定“节外生枝”去调查一处商代遗址。

多种文献中都记载，商代的第一个王都，商汤的“西亳”，就在洛阳以东的偃师。徐旭生自叙：“在此调查前颇疑西亳的说法。但因为它是汉人的旧说，未敢抹杀。又由于乾隆《偃师志》对于地点指得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顺路调查它是否确实。”于是5月15日晚7时左右，他们“顺路”来到了偃师。第二天一早，大家出发“寻古亳遗址”。从高庄出发，日记载：“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就这样，“二里头”第一次被徐旭生记在日记中——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的名字出现了。

斯文·赫定赠给徐旭生的书，二人在西北考察团中结下了友谊

今日要前往二里头村，从各大城市乘高铁抵达洛阳龙门站后，再有一个小时左右车程即可到达——如果二里头考古队技师王宏章前去接你，车程只需40分钟。村里的景象和大多数的河南农村没什么区别，一眼望去是辽阔的麦田，洛河从村北穿过，民居聚集在不大的一块地内，有左右的人口。白天可以看到许多坐在家门口闲聊的村民，晚上还有露天电影放映这类城市里几乎绝迹的活动。逢“四”的日子，村里办集市，格外热闹。

不过，这个村子常迎来陌生的访客，学者、领导或其他慕名而来的人，他们的车总是直奔村头广场上那个独立的院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

虽然村民很少有机会走进这座院子，但他们对院子里的人并不陌生。和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一起走在村里，不时有村民和他打招呼：“许博士，回来了？”许宏说，这样的打招呼每每让他高兴：“他们不是说：‘来了？’而是说：‘回来了？’这就是我另一个家。”从年出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至今，许宏已在二里头工作了近20年。而在他之前，已有过两任队长，都分别任职20年。

年5月16日，徐旭生和助手们在偃师寻找“亳”都的过程中来到了二里头村。他们到此并不只是为了“饮水”，而是当地文物部门的一位高姓干部请他们前来查看。“大跃进”中，村里人响应号召挖鱼塘，“五类分子”也在此劳动改造，却挖出了大量陶片。这位干部闻讯赶来，暂停了挖水塘的行为，正巧赶上徐旭生等人前来查访。

徐旭生在二里头村停留了一个下午，午饭后考察，晚8时半即回到寓中，第二天一早按计划返回了洛阳。这天晚上记下的日记里他并没有急于对二里头的情况做出判断，但记下了两个关键点：出土的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村民说可以挖到陶片的范围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他已然意识到此处的非同寻常。日记的结尾，他饶有兴致地记述了回程时遇到的大雨，土地全变成了泥地，要“脱鞋赤脚踏泥前行”，而心境，“遂觉无限辽远！”

考察结束后，徐旭生写出了著名的《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告成、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徐旭生的调查结果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试掘了二里头遗址，其后发掘工作由前者独立承担。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考古所的赵芝荃，时任洛阳发掘队队长，被安排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

这里也吸引了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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